一、大年三十的爆竹声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家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的确，《长长的红背带》是在爆竹声中诞生的。

    赣南是客家人的摇篮，是客家人最早的集散地。在赣南，90%以上都是客家人。他们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在长期的生活、斗争中，铸就了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爱国爱家，同仇敌忾等诸多的优良品格和精神。他们不仅在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中起到了独特的作用，而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近代革命中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生活在赣南的文艺工作者耳闻目濡，深受客家人的品格和精神感染和教育，对客家人产生由然的敬意，早就蒙发要为客家人，尤其是客家妇女写点什么的愿望。

    一九九三年，恰逢全省音乐舞蹈艺术节，几个编剧、编舞及音乐工作者，采撷客家人的一些生活片断，以歌舞的形式编成舞蹈，名曰《赣南客家歌舞》参加全省音乐舞蹈节演出。出乎意外，《赣南客家歌舞》以其独特的生活层面，浓郁的地方特色倾倒观众，在音舞节上被评为一等奖。此后，几个创作人员并不满足，又聚集在一起，用文艺的形式，草就一个文学提纲，叫《客家女》。然而，这个文学提纲的价值并不被当时的领导所认识，没得到应有的重视，一搁就是几年，直到一九九六年二月，新任局长韩景元到任后，同志们才重新提出《客家女》的创作，新班子极为重视客家题材的创作，立即制定工作方案。

    一九九六年的春天是属于《长》剧的春天，局长韩景元和为制定《长》剧创作、排练方案，废寝忘食，直到劈劈啪啪响起了过年的爆竹声，才匆匆离开行署大院的办公室。

    《长》剧就在大年三十的爆竹声中拉开了序幕。

二、“八角楼”的灯光

    这不是当年毛主席在井冈山茅坪的八角楼，这是行署八角楼会议室，那里正在研究《长》剧的经费问题¨¨¨

    搞一台戏难，搞一台舞剧则更难，尤其在时下的情势。

    被人们称为“穷庙”的文化局，赤字几十万元，到处负债累累，剧团则连工资都发不下。靠向支铁办借来几万元钱运转。要搞一台戏，经费哪里来？

    兵马未到，粮草先行。不解决经费问题，一切都无从谈起。于是，文化局局长韩景元四处奔走，向领导汇报，向部门游说，向社会呼吁，急得团团转。因为，一旦上马就难下马；因为向群众表示了决心，就不能说不搞；还因为离省音舞节仅仅只有几个月了。

    终于感动了“上帝”，我们的报告引起了地委周英棠副书记、行署邱禄鑫、韩景昌专员的高度重视，将之列入了行署办公会的议题。于是，才有本节开头的那一幕，才有八角楼那充满希望的灯光。

    经过认真研究，行署决定在财政十分紧缺的情况下，拿出二十万元投入这台戏。消息传出，人们奔走相告，热泪盈眶。因为好马总算见到了草；因为这是一笔巨款，历史上从未拔过那么多钱投资戏；更因为《长》剧总算有了希望。人们深切感到：只有党和政府重视，文艺才有春天，才有希望。

    八角楼外，人们看到了一组叫人激动的镜头：

    镜头之一：南康市白石村，山峦重叠，大雨滂沱，一条泥泞 的机耕道上行驶着一辆吉普车，突然轮胎深深的陷进了泥坑中，车开不动了。只见几个男子下车，踏着泥泞的道路步行而来。近了，更近了！原来是行署副专员尹礼山和文化局长韩景元同志专程来看望正在那里进行封闭性创作的创作人员。大家心里涌上一股暖流，激动得难以言表，都化作一个共同的心声：一定不辜负地委、行署领导的期望。

    镜头之二：歌舞团会议室，一副醒目的标语映入眼帘：“苦战一百天，创一流成绩”。全体演职员正集中在这里聆听邱禄鑫专员、周英棠副书记、尹礼山副专员给大家作动员报告，场内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镜头之三：省文化厅王秀凡副厅长带领一行十几个领导、专家专程来到赣州，在江西气体压缩机厂观看连排并指示《长长的红背带》要按“五个一工程”的标准来要求。

    尹副专员看望，周副书记动员，老专员邱禄鑫、专员韩景昌送行，文化厅领导关心，演职员们心里就象揣着一团火。

三、遥远的土围屋

    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这话怕是永远也不会过时的。

    诚然，赣南的文艺工作者对赣南客家人的土围屋并不陌生。然而，谁都知道，仅从赣南来认识客家人是远远不够的。在创作过程中深深地感到，需要吸收营养，需要吸取水份，需要窥测客家人的心灵，需要进一步认识客家人，尤其是客家母亲。

    领导和创作者想到了一块。一九九三年四月，文化局拔出一万余元钱顾了一部车子，由分管副局长黄明光带领十几个文学、音乐、编舞、舞美创作人员，深入到广东、福建客家人中间去。

    通过看土围子，参观叶剑英旧居，参观客家人纪念馆，创作人员对客家人有了新的认识，这并不满足，对那个遥远的土围屋总觉尚未真正认识。于是，长距离驱车，一天五百多公里直奔福建永定。

    也许是天意，距离越远，越想按时赶到，却越添麻烦，半路上，车子在一个大山沟里停止不前了，不是抛锚，而是那里的客家人在修路。创作人员只好和客家人一起，捧山泉水解渴，借野树林乘凉。紧等慢等，已是中午2时了，路仍未通。几个创作人员便来到一家客家人家中，请求在他们家吃饭。没想到客家人十分热情，几家一齐上来拖我们这些陌生人吃饭。这餐饭，虽然是在到处沾满污水堆满猪粪的环境中吃的，虽然吃的是腌菜、素菜、芋头、久留的腊肉，饭也是生硬的，然而，却是那么的香甜，那么的有味，，那么的令人难忘。也许那是老天要我们吃一顿真正客家人的饭菜。

    告别山沟，直到下午五时才赶到永定土楼群。幸好夏天的日子长，太阳赐给我们光亮，使我们有时间充分领略客家人的生活，吸取客家人的营养，看完土楼群及客家博物馆，人们不但不感到疲劳，反而异常的兴奋，似乎客家人的精神传统给了他们。也许是客家的山泉润了心田，也许是客家人的饭菜给了热量，也许是客家人的聪慧给了灵感，也许是客家人的勤劳给了力量，也许是¨¨¨总之，创作人员也许根本没有也许，然而心中的也许确的的确确存在着。忘记了疲劳，忘记了黑夜，忘记了饥饿。直到晚上九时才在路边上吃上一顿饭。山沟里的夜晚那么幽静，那么遥远，又那么神秘。

    遥远的土围屋，深深地印在创作人员的脑海中、心中、作品中。

四、白石村的夜晚

    剧本剧本，一剧之根本。要想把生活的素材变成戏中的人物，这是整个创作的关键这之所以在，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创作人员明白，领导更明白。于是，文化局领导当即决定，将创作人员拉到了一个小山村，进行封闭性创作。

    多年来，连必要的创作经费也出不起。不仅如此还派分管局长黄明光同志深入第一线和创作人员一起生活，一起创作。而新任文化局长韩景元则认为：这个钱必须花，是花在刀刃上。这件事对创作人员又一次震动，他们感到了领导的决心，领导的信心，领导的希望，更感到了身上的担子的沉重和压力。

    白石村，是位于南康县境的一个小山村。白石村是客家人居住的山村。当年曾是赫赫有名的学大寨的典型村。村里人听说要来一批创作人员深入生活，奔走相告，这对他们来说也是多少年未有的事了。村民们搬来了柴禾，送来了大米、白菜，还请来了挑水做饭的村姑。就这样，创作人员和客家人一起过起了山村生活。清新的空气，悦耳的鸟啼，鸡啼狗叫；质朴的山民，一派田园的气息。创作人员走在田埂上，徜徉在小溪边，漫步在山道上，一切都那么新鲜，那么心旷神怡。看着背着孩子客家女在犁田、莳禾、砍柴、挑肥、吵架、骂街，看着孩子哭闹，脑子里似乎又一次装进了点什么，然而，又似乎什么都没有¨¨¨

    创作是艰难的，苦涩的，虽然大家早就取得了共识，写客家女，可是，第一稿推翻了，第二稿又推翻了，第三稿仍不满意¨¨¨

    怎么办？

    谁都清楚，创意拿不出，构思出不来，无从动笔；剧本难成立，编舞无从动手，排练更是无法进行。即使是勉强排出来的东西也不会是精品¨¨¨

    于是，几个创作人员彻夜难眠，无论你怎么吃安眠药也无济于事，下半夜几乎不约而同，成了创作人员聚集说戏的时间。熊振寰这个老编剧，常常深更半夜起来谈他的想法，以至于离开白石村后，深夜不便窜门，便用电话这个现代化通讯设备，当成谈构思创作的工具，一打就半小时，一小时，一个月下来，电话费猛增，比原先多出一百余元。

    终于，从客家女，想到客家母亲，从客家母亲想到红背带，从红背带想到是维系人类生存发展的血脉，是一条剪不断的脐带。它就象一盏导航的灯，顿时使创作人员的眼睛亮起来：以红背带为母亲的象征物，大写意地歌颂母亲的崇高与伟大，反映客家人寻根探母的强烈的回归意识，表现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命力和凝聚力，这就是我们要写的。

    为完成这一创作任务，创作人员比任何时候所付出的劳动和智慧都要多。在短短的半个月里的创作中，作词的多达九首，编舞的几乎一天一个舞，创造了罕见的奇迹。真是难以想象。为了给这台节目增辉，远在千里之外，已调走的老同志寄来了歌词；百里之遥的编外团员寄来了构思。为了追求精品节目不断地改动，录音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艰难，有的整整反复录了七次。复印资料、曲谱多达数万字，这比一个大戏要多得多。

五、“花岗岩上开出的舞花”

    这话似乎有点费解，可它却是千真万确的。

    通常，舞蹈是在地毯上、木地板上进行的。然而，由于没有练功房，只好借用工厂一个铺满了花岗岩的大厅练功、跳舞。

    人的肉体怎能和花岗岩比硬，更何况年轻姑娘娇嫩的肌肤。一段时间下来，个个的膝盖肿了，有的发炎、糜烂，她（他）们擦上些药水，第二天又跪在花岗岩上了。刚好的伤疤又破了，血水直往外流。七尺男子汉的小伙子们也难以忍受。领导上见了，给他（她）们买来护膝。可是，已烂了的膝盖，护膝又能起多少作用呢？演员们硬是忍着钻心的疼痛，坚持了四个月。大家都说，这十几个舞蹈是花岗岩上开出的鲜艳的舞蹈之花。

    为了练出精品，文化局领导把队伍拉到了郊外一家工厂的简易礼堂进行排练。那时正值高温季节。花岗岩上跳舞是考验，战高温却是个锻造。舞蹈是剧烈的高强度运动，而不通风的舞台、温度更比台下高出3度以上，达到了38度高温，人站在那里也直冒汗，更不用说跳舞了。几分钟下来，衣裳就能出水，一天下来，要换几趟衣衫。为了追求精品，一个舞蹈一天要反反复复练习几十次，累得直不起腰，抬不起腿，深身的骨头就象散了架，饭也不想吃。可到了晚上，大得象蜻蜓般的蚊子又来凑热闹，搅得人无法入睡。

    《长》剧是一台完整的大型舞剧。排这样大型的舞剧在赣南还是第一次。就其工作量而言，无论量度、力度、强度都达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这是因为我们以少量的演员完成加倍的工作量。为拿下这台节目，有不少演员在十几个节目中就担任了十个以上，少的也有五、六个，赶装仅在几十秒钟内完成。按理，要完成这样的大型舞剧，至少也要再加一倍的演员，加一倍的时间。同志们硬是凭着一股拼命精神，把这台节目啃了下来。演员们瘦了一身肉，大家开玩笑说：“我们更苗条，更漂亮了，更合乎舞蹈演员的标准了。”历时半年，原本身体象头牛的总导演谭晓洪这回却咳嗽不止；总策划韩景元亲临第一线；艺术总监黄明光天天在排练场和演员们摸爬滚打，大家由衷地说：这次排《长》剧是作者积极性最高的一次，涉及人员最多的一次，时间最短的一次，成果最大的一次，拿出这样有份量的大型舞剧也是赣南第一次。

六、攀登十一楼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半年的努力，《长》剧终于在南昌举行的全省音舞节上打响，引起观众的强烈反响。演出期间，艺术剧院连过道上都站满了观众，获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全剧共获23项奖，其中包括演出、剧目在内的九项一等奖。《长》剧不仅得省的高度评价，也得到来自北京的有关领导和专家的高度评价，并要求修改后，邀请到北京演出。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消息不仅使演职员们兴奋，更让他们忧虑，因为大家心里明白：去北京演出，意味着要达到全国较高水平，我们行吗？“行不行，看行动”。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于是，夜以继日地召开会议，讨论构思修改，经过一段艰苦努力，很快又将节目推到了排练场。

    事不凑巧，新的排练场刚做起，尚未来得及装修，跳舞仍在水泥地上进行。和花岗岩一样的硬度，一样的冰冷，还加了一个高度，地处十一楼，，每天多的要抓爬1000等级台阶。人们风趣地说：“我们攀登的不是十一楼，而是艺术的高峰”。

    花岗岩硬，导演的心更硬——这话又从何说起呢。

    从一开始，地区文化局领导就提出：要把这台节目推出江西，推向全国，打出海外。因此，随之而来的是对演职员的严峻考验，动作不到位，一遍又一遍地排；节目不够味，一遍又一遍地改，表演不到家，，一遍又一遍地抠。这一切，演员们都吃得了这个苦，都无怨言。但为了追求更完美的艺术，硬是把她（他）们在花岗岩上用汗水浇出来的舞蹈之花，让给别人演时，这就使她（他）们难以忍受，委屈的泪水就象决堤河，再也挖制不住了。是啊，要知道，这些演员，来自学校工厂、地、县、市剧团十几家单位，她们大都是年轻的姑娘，她们不是奔钱来的。排戏没有钱，每天只有四块钱伙食补助。她们中有的牺牲了一个署假，放弃了旅游；有的舍弃了赚钱的机会；有的自己花钱去聘请别人来替代自己原来的工作；有的耽误了自己花钱进修的一个多月的课程。她们奔的是舞蹈事业。可节目排下来，演员换了一次又一次，节目拿下来三分之一。这种内心的痛楚又有谁能理解呢？兰文，这个在北京舞蹈学院学习回来的艺校教师叫教演什么就演什么，从不计较；师院艺术系教师付丽担任角色最多的演员之一，但为了整台戏的效果，把A角让给了别人，自己屈从B角；剧团郑丽勤也是角色最多的一个，她是放弃了广东歌舞厅优厚待遇特地赶回来排练的，可当组织上决定拿下她的角色时，偷偷地哭了。蔡芳，这个中国歌剧舞剧院的主要演员，放弃舒适的生活，舍弃优厚的待遇，数次千里迢迢奔老区来，为《长》剧担行主要角色，表现出令人敬佩的奉献精神。还有那些可敬的作词、作曲和导演们，为了追求艺术精品，当把自己的作品拿下来时，毫不顾及名利得失，自觉地为之而献身，精神实是难能可贵，表现了一个艺术家的高尚艺德和追求。

七、红背带飘进北京城

    也许是巧合，当《长》剧创作排练完毕，搬上舞台与观众见面时，正巧又是个大年三十。尚未过完年，文化局副局长黄明光同志就带领几个同志风尘仆仆去北京打前站。然而这趟公差是十分艰辛的。因为老区穷，他们找到有关方面领导，苦苦求他们减免场租等费用；为了省钱，他们不惜步行，走遍不少大街小巷，安排住在潮湿的地下室；坐长途火车，他们吃方便面；送票他们甚至去挤公共汽车，累计节省了四、五万元。为了请到国家领导，他们几乎跑断了腿，费层了心思。当一切安排妥当时，震惊中外的噩耗传来：我们敬爱的邓小平同志逝世。不言而喻，在全国人民沉浸在悲痛之中的时刻，上演文艺节目是不合适的，也是《长》剧剧组全体同志所不愿的。然而，为了能让首都观众看到《长》剧，黄明光等同志不畏艰难，闯文化部、找部长、艺术局长，终于，领导们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决定《长》剧推迟到四月分再度进京公演。于是，他们又一次打前站，又一次请求减免费用，又一次送票，又一次去请领导。

    终于，《长》剧冲破重重困难、曲折，由赣州地区行署副专员尹礼山带队，于四月二十二、二十三日在北京举行汇报演出。红背带终于在北京高高飘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前来观看。雷洁琼写来了贺信。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全国政协常委黄甘英等十几位副部级以上领导同志观看了演出。知名人士李讷、张玉风、杜修贤，首都文艺界著名专家学者，在家的部分老红军、老同志及首都观众2000余人观看了演出。《长》剧以其丰富的文化底蕴，原汁原味的客家风情，新颖独特的艺术手法，鲜明浓郁的地方特色，精湛娴熟的舞台表演征服了首都观众。

    演出是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进行的，这个剧院地处西长安街新华门右侧不远的西单大街，是个老牌的著名大剧院。演出前夕，戏票十分紧张，许多部门单位前来索要戏票，200余张机动票一抢而空，不但连场满座，而且掌声连绵不断，经久不息。全剧可分十二个小节目组成，一个多小时，鼓掌达十几次之多，每个节目都鼓掌，有的几分钟的节目鼓掌2-3次之多。专家们都说：“这样热烈的掌声很少见，我们都是由衷地鼓掌的”。许多同志说自己是含着热泪看完这台戏的。众多观众激动的难以自制，久久不肯离开剧场。不少客家人更是激动不己，纷纷走上舞台与演员们一起交谈，一起拍照。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光英连声称赞说：“好，好，真好，比其他艺术都好。”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及其夫人则激动地与剧组的同志拉起了客家话。新闻宣传更是火爆，无论是演出前，还是演出中，电视台、电台、报社纷纷前来采访。演出结束后，不少新闻单位还追上舞台，追到驻地，要剧组的领导及创作人员介绍情况，录制音像。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中国新闻社、工人日报、美国侨报、澳门大众报等二十余家新闻单位作了报道和评论。文化部艺术局在文化部会议室专门主持召开了《长》剧专家座谈会，会上，专家们对《长》剧给予了高度评价。《长》剧获得了由文化部颁发的第七届文华新剧目奖殊荣。同时，黄明光、熊振寰等人获得了该剧词作奖（编剧、作词）；谭晓洪、赖丹、肖建荣、谢小春等人获编导奖（编舞、导演）。该剧还在《剧本》月刊发表，并获江西省委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

    《长》剧的成功来之不易，别人万里采风，走大城市，住大宾馆，而《长》剧的编创人员却躲在一偏僻的小山村潜心创作；别的剧团在练功场上排练，《长》剧的演员们在花岗岩的地板上跳舞，而且是在没有电梯的十一层楼上，每天爬1000余级台阶；不少地方的戏是靠舞美、灯光、服装来包装戏的，《长》剧缺少经费，无法把它装扮更美、更亮，而是靠戏骨子来弥补其它的不足；别的演员出场费就得几千元，甚至几万元，而《长》剧的演职员们发68%工资，年青人仅够伙食费。但他们不计较个人得失，舍弃了丰厚的歌舞厅待遇，他们说：“虽然我们囊中羞涩，但我们的精神是富有的，因为我们在干自己热爱的文艺事业。”为了节省资金，局领导黄明光带头住潮湿的地下室和群众一块吃方便面，整台演出是靠一种省吃俭用，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种勇于奉献的精神来完成的。

八、一曲客家母亲的颂歌

    《长》剧在北京演出成功了，获得了首都文艺界著名专家的高度评价，他们认为：

    《长》剧提供了有益的创作经验。

    北京舞蹈学院主持工作的副院长，著名舞蹈理论家于平说：“凡较好的作品文化部都会调到北京演出，北京的专家是比较挑剔的，看了回去总要议这个不是那个不是，但看了《长》剧，大家都觉得没什么败笔，她对歌舞类晚会提供了有益的创作经验。首先是她民俗整体的把握和艺术形象之间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好。每个舞蹈形象让你感觉到客家文化的印象很深。其次是三大块结构不是刻意的，各有核心，，如扛大山、哭嫁、念崽。这就超出了一般的母爱。崇高的母性是根源于崇高的女性。其三，生活动态和舞蹈化韵律关系处理得很好。比如说赣南采茶戏矮子步，比较多的成功体现在动态自身的虚实结合和节律处理上。三个方面有许多生活化的东西在舞台上艺术化了。比如《禾杠丢打丢》、《大脚丫》、《喊日头》，一个很深的主题不是自己喊出来的，而是寓意在艺术形象之中，让别人品味出来。

    《长》剧是一曲客家母亲的颂歌。

    原中央芭蕾舞剧院院长，著名编导李承详这样说：“看了演出，非常欣赏，非常感动，非常钦佩。欣赏这条长长的红背带，作者构思独具匠心，主题形象选择是经过诗化的，而且是典型化的，同时又是鲜活的有血有肉的表现。作者用这条红背带牵出了能扛起大山的客家妇女的光辉形象。正是因为有了这条红背带，才使整个作品超越了民俗民情的单纯的展示。从这条红背带下能生动形象地感受到繁衍生息，自强不息，坚忍不拔，苦难辛劳的母亲形象，从而使人更深层次的认识客家人，更由衷地热爱客家人。这是我第一个感受。第二，更使我感动的是剧中塑造的母亲形象。这是一曲献给客家母亲的颂歌，这首歌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第三，这部成功作品的产生，首先是因为作者对客家人深重的情感，对客家生活的长期积累，以及作者审视作品的高度的思想境界。我特别敬佩的是创作者在这方面表现出的艺术功力，它风格挚朴，暨没有走洋化的路子，也没有走现在时髦的现代舞路子，有很浓厚的乡土气息，让人强烈的感受到它是来自客家人的生活，生长于客家人的土壤，散发着客家人的文化气息。各个舞段风格独特，色彩奇异，观赏性很强，放射出与众不同的独特的艺术光彩。”

    《长》剧生活化、典型化、艺术化。

    中央芭蕾舞剧院副院长，著名副院长著名作曲家石夫评价说：“我看了这个作品有三个感觉。一是朴素，作品能做到这样是很可贵的。有的作品爱打扮，包装了又包装，这个作品没有这个痕迹。三个部分，既忠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她的艺术美和格调是一致的。她不是完全平淡地为了展示一切风情，她提炼了，典型化了，艺术化了。二是音乐很美。她没有什么耀眼的大动作，她总是用很浓的泥土的芳香和乡土之音来表达民俗的纯朴。特别是歌唱，我感觉太妙了，就那么几句，勾划母亲的形象，表现得非常好。她是清淡的，它用细节的手法来刻划客家人的心理。她的音乐毫不夸张，没有炫耀，保持了民间原汁原味。三是艺术结构。三个部分都比较简洁，意味深长，也很生活。结构是表现主题思想的，起主要作用的，三个部分都很巧妙，舞段的凝炼，互相之间的组合都恰到好处，没有多余，不冗长。作品不长，但包含的东西很多，却又没有那种做作、浮夸、炫耀。”

    《长》剧是一首凝聚特色，极富风情的诗。

    中央芭蕾舞剧副院长，著名作曲家，舞剧《红色娘子军》音乐作者刘廷禹认为：“看了演出，就象吃了十二道原汁原味、地地道道的赣南菜（指剧中十二个节目），它质朴、流畅、和谐。几首山歌，美不胜收，也真挑不出什么毛病。要找不足，我以为音乐的速度和节奏还可以调整，加强。”

    中国舞蹈研究所副所长，著名舞蹈家冯又白高度评价说：“风情舞出了很多，有些风情歌舞主要着力于奇风异俗，但《长》剧说是叫风情，它却把风情和人性深入的东西及母亲深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这种风情和真情的结合特别宝贵。她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是真挚、朴素。《长》剧不是拿“怪”来作文章，而是提取生活中质朴的东西来艺术化。她把生活和诗意结合在一起，比如说《禾杠丢打丢》，还有表现主题形象的红背带都是很有诗意的，而不仅仅简单地拿来表现一下。可以说，编导和作曲家们都是些诗人，他们挖掘生活中的诗的感觉来作这篇《长长的红背带》，他们把诗意提炼成形象确实不容易。我们应该赞美她，确实象于平说的那样，挑不出什么毛病。”

    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灯光师刘锐认为：“这台戏很不一般，远远超出风情歌舞，已深化到人间真情。写母亲已不是写一般的婚丧嫁聚，而是写母亲系着人间的前途和光明。灯光很好地配合了这台戏。舞台美术上造型立体感，不但是符号化，而且是用真色彩。我看这台戏流泪了。”

    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著名作曲家刘文金说：“看了戏很兴奋，一开幕就把你吸引进去了。这台戏不但写繁衍生息，而且写民族历史发展的负荷。她的文学美、音乐美、诗章美。歌词、曲创作很难得，是一般的艺术家难以创作出来的。独唱不仅唱得好，配合得也好，恰到好处，很感人，感情有深度，我看戏不但哭了，也笑了。”

    中国歌剧研究会著名编导田川：“我感觉最好的是作品用民族风情，用音乐舞蹈的形式来描写客家伟大母亲的艺术形象，觉得很感人，乡土色彩很浓，唱词选择民歌，但却是创作出来的，可以和“走西口”媲美。唱得也很好，这台戏可以成为很好的保留剧目。”

    《长》剧朴素、清新、生动、亮丽。

    解放军总政歌舞团，著名编导张继刚：“这部戏最大的优点是朴素，但这个朴素不是简陋。再就是精品的美。看了《长》剧，没有泡沫文艺的影子，没有哗众取宠，她在追求一种流淌下来的永恒的情感。讴歌了顽强的生命意识和自下而上意识。《长》剧主题非常鲜亮，长长的红背带，我理解它是一种对整个生活的负载，这主题很美。第二，我赞美的是它不同于中华民族那种传统习俗的男耕女织。这种母亲形象把全部劳动几乎包揽在自己身上。她不仅要当女人，还要当男人；她不仅要做女儿，还要做母亲。这种母亲形象确实有别于其他母亲形象，值得赞美。第三，目前舞蹈界雷同化的现象很多，而《长》剧大量的舞蹈动作画面及其处理是属江西的、赣南的，这一点确实难能可贵。《长》剧朴素、清新、生动、亮丽，一点也不造作。《长》剧有味道，语言很漂亮，整台晚会民俗、民风、民间舞动作的运用和提炼特别是江西的矮子步运用使我大开眼界。我特别赞美文学部分、舞美部分和服装部分。文学怎么赞美也不过份。舞美非常凝炼，她本身就是一首诗，外延很广泛，很点题，很有味道，且越看越有味道，背着孩子就是背着生活，背着人生的使命；要说不足，婚丧嫁娶目前舞台上比较多，出新不够，有和别人撞车的地方。”

    《长》剧是智慧的体现，智慧的结晶。

    中国舞蹈研究所所长，著名舞蹈家资华筠认为：“《长》剧我是第二次看，这台晚会有新意，有深度，但又很朴素，亲切，很有个性。她体现在对民俗风情展示的开掘上，开掘的很深，体现了许多创造。《长》剧的亲切是因为她生活的地域性很强，一看就知道是江西来的，从老区来的，这就是整体的，直观的感染力和震撼力，是非常可贵的，这个作品是有生活根基的，是生活孕育出来的，但它却经过了诗的升华，这在创作上表现得非常突出。她的文学性民俗性的结合，如音乐舞蹈的结合，文学底蕴和舞蹈形象的体验之间的结合，都结合的非常好。她又是一种风情画的展现。她抓住一根红背带，这是创作者智慧的体现，智慧的结晶。她不是臆造的，是生活本身的，但如果没有艺术的升华，她就不会那么动人。她体现了一个女性的成熟过程，这个过程就是社会和民族发展的过程，是客家人整体的形象。这个母亲代表的不单是一个母亲，而是整个客家人。客家人有冒险性、坚韧性，热爱故土的深厚感情，这些在这台客家风情舞蹈诗中都有很具体的形象。她每一段的题目都是具体的形象，而不是一种模式，图解主题。她的每段都有一个核，这是非常难找的，而且侧重面不一样，有的更侧重朴素的风情，有的更诗化。她从生活中提炼，从感情的可舞性提炼成舞蹈性。她没有那么多框框，没有受“舞八股”的影响，污染少，这也是非常可贵的。昨天的掌声很热烈，这不是人为的，是受了感染而鼓掌的。我们这些职业观众鼓掌是比较难的，但很多地方我们还是由衷地鼓掌，确实觉得编剧们聪明啊！我觉得这个作品非常感人，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有那种非常特色，非常珍贵的因素。要说不足就是二度创作离剧本立意有比较明显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