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与中国革命点滴

    说到客家，大抵当从她的迁徙、起源，形成说起，从她的民俗、风情和生产生活说开去。本文却想从客家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上说点肤浅的见解，实属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一）

    客家与中国革命，乍看起来毫无关联，其实细细想之，却惊奇地发现，客家竞与中国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甚至似乎有着某些必然的联系。远的不说，就近代在中国发生的几起大的革命，如太平天国革命、辛亥革命和土地革命，都与客家有着紧密的联系。

    首先是这样三起革命的领袖大都是客家人。太平天国革命的领袖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群、石达开，包括后来总理朝政的洪仁仟都是客家人。不仅如此，这支太平军将领，如罗大纲、秦日纲、李秀成、陈玉成等一大批优秀人物也都是客家人。好象是历史的巧合，就连镇压太平军的湘军统帅曾国藩和将领曾国荃等也是客家人。据考证，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是客家人，其先祖孙利在江西赣州的宁都县（有孙利墓为证）。土地革命时期的朱德、陈毅、叶剑英等一大批领袖人物都是客家人；有人认为，毛泽东这位伟人也是客家后裔，对此本文无从考证，不敢妄加断言，但有一点是大家认同的，就是和孙中山一样，毛泽东的先祖也在江西，所不同的只是在井冈山下的吉安地区。众所周知，这场革命产生的将领，也众多是客家人，仅江西兴国就有54位将军，而且都是客家人，实属罕见。

    其次是这三起革命的中心都发端于客家地区。太平天国革命,起义发端于广西桂平县的金田村,而桂平是客家人在广西居住最多的县之一,金田村则纯粹是客家村。无怪乎太平天国的革命领袖和将领大都是客家人。有趣的是，为发动这场革命洪秀全等人曾两次到金田发动起义。辛亥革命发端于广东，这场革命发动的数次起义，如潮洲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廉防城起义、钦廉上思起义。广州新军起义和黄花岗战役都发生在广东，包括后来的北伐战争也都在广东等地，而广东省是客家人分布最广，聚居最多的省份之一。土地革命的中心则在以瑞金为中心的江西赣南和福建闽西地区，而这两个地区，包括毗领广东的梅州地区90%以上都是客家人。这三个地区现人口约有1500余万。中国近代这三起大的革命运动，都不约而同的发生在客家人居住集中的地区，这就不难发现客家人具有的那种为民请命而造反的革命性。

    其三是这三起革命的队伍主体大都是客家人。既然这三起革命也由客家人发起和领导，又都发生在客家人聚居密集的地区，那么，不言而喻，三起革命的队伍主体无疑是客家人组成的，这似乎是一种必然。太平天国的几位革命领袖是广东花县人，其他的一些领袖是广西桂平人，有的就是金田村人。广东花县的客家人占了该县人口的近四分之一，而金田地区则大都是客家人，那么它早期的革命队伍主体应当是客家人，是顺理成章的事。辛亥革命起源于广东，而广东客家人遍布全省，几乎每个县（市、区）都有客家人，近达2000多万人，可以想象，其革命队伍的主体众多也是客家人。战斗在赣南、闽西的几十万“朱毛”红军，这支从井冈山下来的，在赣南、闽西发展起来的革命队伍，绝大部分是赣南、闽西籍人，而“朱毛”红军发展、壮大的所在地——赣南、闽西几乎100%都是客家人居住的地方。再以兴国为例，这个小小的县有名有姓的烈士达2.3万人，也就是说，长征路上每里路就有一位兴国籍战士倒下，而兴国又几乎100%是客家人。江西赣南十八个县（市、区）中为这场革命牺牲了11.8万人，占整个江西牺牲人数的近50%，而赣南90%以上是客家人。据党史部门考证，在长征路上的湘江战役中，牺牲的将士大多数是赣南籍人。换句话说，这些为革命牺牲的人又大都是客家人，无怪乎日本学者会说出“没有客家，就没有中国革命的惊人话语。

（二）

    是什么原因，使客家人与中国革命息息相关呢？我想可能至少与以下几种因素有关。

    一是穷则思变的强烈愿望。贫困是无产阶级的同义词，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造反的同义词。历史上因贫困而选择造反的例子屡见不鲜。穷则思变嘛，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在发动、组织和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寻找和依靠的正是贫困的无产阶级。而由于中国工人阶级力量弱小，革命只有在农村寻找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因为只有依靠这支同盟军，才能在农村建立革命的根据地，才能实行农村包围城市，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这支同盟军就是居住在农村的贫困农民。

    客家人由于战争，灾荒等原因举家南迁，大都进入了崇山峻岭之中，正所谓“无山不客”、“无客不山”之说。而赣南、闽西、粤北正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处。客观上大凡居住在山里的人，几乎都可以和贫困划等号，更何况客家人居住的井冈山、赣南、闽西、粤北等地生存环境是最恶劣的地区之一，这就决定了客家人要改变现状，要革命的本质的东西。因而，当革命把他们当作依靠对象时，他们就很快集合在革命的旗帜下，坚定不移，义无反顾。

    二是志在四方的闯荡性格。客家人原本就有做大事，创大业的志向。他们不愿苟且偷生，不惜举家南迁到深山老林之中。显然是要另辟天地，另建家园。他们到了深山老林后并不鼠目寸光，而是志在四方，把眼光投得更远，甚至远涉重洋，漂洋过海去创大业。只要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就不难发现，客家人都有闯荡的性格和创大业的意识。光宗耀祖是他们这种意识的强烈反映。在客家人居住的地方，每一个家族，每一个家庭乃至每一个人都以干大事、创大业为己任。他们把筑房建祠，置田置土，结婚生子，成家立业作为大事；他们更把培养子孙做官做员，光宗耀祖当做大事中的大事。因此，再穷再苦再艰难，哪怕是讨饭度日也要送子孙去学堂读书明理，为的是来日做官做员创大业，光宗耀祖。不仅如此，客家人还十分具有群体意识，哪家的孩子会读书，整个家族都出钱送他去高等学府读书，以求光耀整个家族，足见客家人强烈的做官干大事的意识。正因如此，当革命展现在他们面前是推翻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的耀眼曙光时，他们便激动不已，家家户户，老老少少都毫不犹豫地投身革命斗争，以求实现他们梦寐以求的干大事，创大业的理想。在苏区，共产党实行“打土豪，分田地”政策，客家人仅仅分得一点土地，便对这场革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它饱含着无限的希望，他们坚信革命的胜利，事业的成功。回过头来看太平天国的那场革命，他们虽然失败了，但他们席卷江南，打下了半个中国，而且建立了理想的天国，事实上实现了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客家人的创大业理想。

    三是人人平等的大同思想。大同思想是中国几千年形成传承下来的思想。客家人接受了这种思想，而且根深蒂固。当着他们经历了由战争、灾荒而举家南迁的颠沛，藏进深山老林之后，面对着生活的种种艰难困苦，就更加刻骨铭心地意识到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形成团体，共同抵御天灾人祸的重要性。他们日夜祈盼过上一种人人平等的太平日子。于是乎那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耕者有其田”的意识，成了他们强烈的愿望和誓言。客家人这种团结一致，互相帮衬，同仇敌忾的品格，反映在建筑上就是土围屋，一个土围屋住上几百上千人，大家在一个围屋内真可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客家土围屋的建立，固然是为抵御外来侵袭，但也是为了过上一个安稳温馨的太平日子，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客家人追求同心同德，、人人平等的理想。可见，人人平等的大同思想在他们心中得到加强，扩大和发扬。追求一种美好理想的大同世界，在他们心目中有着不可抗拒的强烈欲望。当着革命来临又举着大同旗帜——共产主义旗帜时，他们便觉得实现这种大同世界的机会到了，于是勇敢地加入到革命行列，革命到底，永不回头。“死到阴间不反水”就是客家人对革命的真实写照。

    四是为民请命的造反精神。由于客家人根深蒂固的大同思想和祈盼过上人人人平等的太平日子的强烈愿望，面对人世间太多的不平等，便产生和铸就了一种为民请命的造反精神，历史上屡屡发生的劫富济贫的造反事件就是他们为民请命，打抱不平的生动写照。事实上，在客家人生活中，他们最讲的是公平合理，公正义气。两家吵架，他们一定会站在有理一方，即使处于弱势，心里头也同情有理的弱者。一个人在一个村庄到处欺行霸市，无理取闹是很难站住脚的，更没有人拥护他。因而，当革命对不公平的世界揭竿而起，客家人便是最革命的拥护者。土地革命时期，对土豪劣绅采取的严厉措施，得到了客家人热烈拥护和积极参与。可见，客家人这种为民请命造反精神，与中国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客家人与中国革命之所以有着紧密的联系，并非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他们所具有的内在思想品格所决定的。革命时期，革命在赣南、闽西之所以能迅速发展，建立起一块拥有几百万人口的根据地，成为中央苏区，成为革命的中心，而同期别的革命根据地无论从速度和规模上都无法比拟，这与客家人的革命精神和它所存在的广泛基础是分不开的。

（三）

    众所周知，这三起与客家人有着紧密联系的伟大革命，对中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参加人数最多，也是最壮阔的一次农民起义，它坚持斗争达14年之久，驰骋十八个省，攻克600余座城池，打下大半个中国，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它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和外国侵略势力，加速了清王朝和整个封建制度的衰落与崩溃，把中国旧式的农民战争推到了顶峰。辛亥革命则给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以致命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260余年之久的清王朝，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君主制度的统治，同样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而土地革命，后来演变成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解放了全中国，驱逐了外国势力，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而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同时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和进程。

    那么，这三次伟大革命给我们留下了什么精神遗产呢？我以为主要是它的英勇顽强，不屈不挠，前赴后继的革命到底的斗争精神；它的“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气概，以及它的无与伦比的伟大的创造精神。

    这三起伟大革命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前赴后继，英勇顽强的革命到底的精神是可歌可泣的。太平天国面临北伐失败和天京变乱，面临外国势力的干预，临危不惧，重振旗鼓，打击一片新天地。辛亥革命在1907年至1911年五年间举行了八次起义，起义失败后不屈不挠，继而又举行更大的武昌起义，从而建立起中华民国，当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等窃取后，又展开了两次革命，护法运动和讨袁护国战争，这种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实属罕见，土地革命是历经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一次又一次的崛起的英勇顽强的斗争，最后才取得最后的胜利的。

    这三起革命所表现出来的“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气概是任何一次革命都难以比拟的。这三次革命历近百年，涌现出无数的革命志士和民族英雄。太平军的将士，连镇压他们的清军将领都赞他们被困后“粮米断绝”“从容不迫”；被俘后“倨傲而不跪”，临刑时“刀所及处，眼光犹直视之，终未尝出一声”。据记载，天京被围困后，城内粮缺兵弱，将士食野菜充饥，与湘军展开巷战，宁肯战死，无一人降者。而土地革命历经了五次围剿失败后，进行了长征，长征纵横十一个省，长驱两万五千里，历经了数不尽的天险，举世无双，史无前例，惊天动地，震撼全球，从而蕴育出一种伟大的长征精神。而这支长征队伍，其主体又正是从赣南、闽西出发的客家人，这支队伍经长征到达陕北后幸存下来的一万多将士，后来大都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这三次伟大革命所表现出来的伟大创造精神是独一无二的。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把中国儒家大同思想和农民的平均主义结合起来，制定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要建“有田同种，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辛亥革命领袖孙中山，则提出和形成了著名的民主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思想，至今影响广泛深远。再看“朱毛”红军在赣南、闽西的这场土地革命却更具创造性。仅仅在五年的时间里创造出许多惊世骇俗的新东西和光辉灿烂的新思想。可以说，中国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思想中的许多光辉思想，都是在总结在赣南、闽西这块客家人居住区所进行的这场土地革命所得出的著名论断。如游击战争的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和“诱敌深入”等军事原则都来自赣南、闽西那场土地革命的战争实践；还有“反对本本主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光辉思想也是来自土地革命的实践。象“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是毛泽东《寻乌调查》中得出的结论，而《寻乌调查》是寻乌客家人，当年毛泽东秘书、密友古柏当毛泽东的翻译，可以说，许多东西包含了古柏同志的想法。不言而喻，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时期总结出来的许多著名论断，都与客家人的想法和实践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可见，早期的毛泽东思想是从客家人的革命实践中产生总结出来的。不仅如此，这场土地革命还创造出了许许多多的东西，如第一个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第一部宪法，第一部土地法，第一部婚姻法，第一等工作……等等，这种伟大的创造，正是客家人智慧的集中体现。这些思想和经验在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包括建党、建军、建政的工作中，一直起着举足轻重的指导作用。

    有关客家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也是一个值得研究课题，拙文在这里抛砖引玉，以引起大家的讨论。

江西赣州市文化局黄明光

2005年3月31日